每一位导演，在创作上都有点个人癖好，比如：是枝裕和独爱夏日的海浪，王家卫钟情迷离暧昧的暖光，理查德·林克莱特则喜欢絮絮叨叨的对谈哲学。

但在贾樟柯这里，总有很多跟流行审美相悖的美学意见。

他看到黄昏的海滩，会觉得很难看，非常讨厌，也无法跟喜欢黄昏沙滩的摄影师合作。

当下演员上镜都追求小脸，但贾樟柯曾为了让人物显得古典，把片中所有人的脸拉长，就像工笔画里的仕女脸一样。奇妙的是，观众并没有发现。

拍《站台》时，贾樟柯甚至希望在所有的光里加一点“绿”，并把围墙都刷成绿色。摄影师问为什么，他答不上来。

《站台》里的绿 色倾向

贾樟柯更喜欢把这些“偏见”称为口音。“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和味道转化成语言，就是你的口音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，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？”

因为有很多独特的美学见解，贾樟柯的团队都是相对固定的，特别是在流水的县城故事中，必有铁打的赵涛。

在贾樟柯眼中，县城生活到底美在哪？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废墟、UFO和赵涛？

#01

贾樟柯为何沉迷拍县城？

贾樟柯最喜欢做的一种观察，就是县城的进化。

小时候，他母亲的家人都在农村，而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县城，这导致贾樟柯的暑假是在农村和县城之间反复横跳的。

贾樟柯发现，当商品经济潜入中国基层社会的缝隙，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。“县城的变化，也包含了我们文化景观的重大改变。”贾樟柯在《电影的口音》一书中谈到。

当中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一个落后县城突然蓬勃的现代感。

首先是卡拉OK歌厅忽如雨后春笋，几乎每个小镇青年都能哼上一两句港台金曲。在成名作《小武》中，小武的恋人胡梅梅，就是在歌厅里认识的歌女。

胡梅梅很爱唱歌，但也清楚自己一辈子也当不上明星。她最爱唱的歌是王菲的《天空》，彼时，那位歌后的名字还是王靖雯。

腼腆的小武喜欢听，但唱得很蹩脚。这个片段的灵感，是贾樟柯有次在家乡的卡拉OK歌厅唱歌，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男人，他唱得很难听，但不停地唱同一首歌。

贾樟柯刚开始觉得很烦，但后来突然很感动。他觉得这是流行文化给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人，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归宿和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。

流行文化的入侵还发生在书店。 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县城就开始有阅读哲学著作的热潮，在汾阳的书摊就可以买到尼采、弗洛伊德等西方文学和哲学著作，人们见面还会谈“潜意识”。

这种盛况，在今天的书报亭也不太可能重遇。

一位父亲，一脸迷惑地从儿子包里掏出一本《茶花女》。 图/《站台》

1987年的美国电影《霹雳舞》和迪斯科，也在县城风靡一时。贾樟柯第一次赚钱，就是靠跳舞赚的，那时候他还会翻跟斗。

县城变化中的人际关系，也是贾导觉得值得记录的景观。 最开始，《小武》的片名叫《胡梅梅的傍家，金小勇的哥们儿，梁长友的儿子：小武》，后来制片人觉得太长了，就把定语都去掉。

这些细节，都包含着中国县城变迁史。

在经过时代洪流的冲刷后，县城又回归了原本的平静样貌，就像《站台》里那群曾疯狂奔赴未来的有志青年，最终还是成为老婆孩子身边绕、每日沉迷睡午觉的中年人。

很多人会觉得贾式电影无比冗长，节奏慢，戏剧性低，看完就像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无所事事的黄昏。

但贾樟柯要表达的正是这一点：大多数活着的人都不过如此，日子重复而平静。

很多人对县城的想象是乏力的，但贾樟柯把这一切看似平静的潜流都收录在镜头里，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县城美学。

#02

在现实的废墟中，安排一个超现实的UFO

贾樟柯早期的影片，都在无限逼近真实。

在他看来，“真实感”是一个美学层面的概念，比如他不喜欢银幕上常见的漂亮男女，一开口就带着舞台式的腔调。

他更偏好小武那种平凡的外表，因为那就是普通中国人的面孔，还带着一种敏感和自尊。

“起用非职业演员，是我在美学上的兴趣。”贾樟柯说。

演员的非专业性，肯定会带来麻烦，但这位导演有办法，他会在拍摄前约一个月，让非职业演员跟工作人员一起生活，吃饭、打麻将、唱卡拉OK。

他在所有细节上仿佛都有强迫症，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戏，绝对不能出现化纤的袜子，不管观众是否会看见；找不到合适的服装，就让赵涛穿他姐姐的旧衣服。

贾樟柯还喜欢录入各种环境中的噪音，比如街道上的人声、汽车声、摩托车声。一些录音师会觉得声音不干净，但他觉得这样最真实。

如果说贾樟柯早期的电影是写实风，那他后期拍的《三峡好人》和《世界》，则呈现了一种魔幻现实。

譬如在一个凉风徐徐的夜晚，对面的烂尾楼突然变成火箭一飞冲天。

又或者在两栋等待拆迁的农民房之间，农民工突然看到一个人在空中走钢丝。

2004年上映的《世界》，更是贾樟柯的魔幻现实代表作。他以一个号称“不出北京，走遍世界”的微缩世界公园，构造了一个豪华的虚拟空间，并把这个乐园里的打工人，称为“飘一代”。

飘一代，最开始是《新周刊》在2000年推出的概念，指当时18岁至35岁的人群，从小城镇去大城市漂泊，是中国的新生代。他们追求自由，无法停止幻想。

而贾樟柯的《世界》，演活了这个词儿。他想表达在城市剧烈发展的过程中，所带来的不真实感和超现实感。

在现实与虚幻之间，贾樟柯还保留了一段独特的废墟美学。 他在废墟中呈现的人和物，都仿佛在进行合理的行为艺术。

当年三峡的拆迁是最让贾樟柯大受震撼的，他到达拆迁现场时，整个城市已经是一个废墟，他当下的第一反应是：是不是外星人来过了？

于是，贾樟柯就在片中安排男女主角，都曾凝望一个UFO。他用电影证明，要真诚地讲述现实，不等于不能用荒诞的超现实手法。

#03

赵涛：一个美学符号

赵涛在贾樟柯的镜头里活过很多种人生。一开始，观众都觉得这是贾导的偏爱，但慢慢发现，如果一个影片中的“含涛量”较低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赵涛逐渐蜕变成贾式电影里的一种美学符号： 坚韧、粗粝，有着最平凡也最夺目的女性光辉，在生活的洪流中匍匐前行。

第一次见面时，贾樟柯看到她正在给学生上舞蹈课，批评其中一个学生：“跳舞啊，你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哑巴，有什么情感情绪，用肢体语言来告诉别人。”

从那时候开始，贾樟柯就十分相信她的理解力和表现力。

《站台》电影里，赵涛独自挑起一段一分多钟的独舞。

赵涛常常在团队中提供一种很独特的女性观察。在拍《三峡好人》时，她一直跟化妆师说“加汗”，因为拍摄的是很闷热的环境，她十分注重体感，要把那种气候演出来。

后来拍《江湖儿女》，赵涛觉得不太了解女主，就开始看大量的庭审记录，以及关于这种女性的报告文学和口述历史，并写人物小传。

她还带领团队组成了一个皮肤工作小组，就是为了逼真还原90年代的皮肤。这种认真的工作劲儿，让贾导很欣赏。

赵涛还是贾樟柯的灵感提供者。在山西省艺校毕业之后，赵涛被分配到深圳的世界之窗，虽然里面有全世界的著名景点，但她每天都被要求跳同一支舞，很快就觉得枯燥和封闭。

这种角落和世界的关系，启发贾樟柯写出了《世界》。

学者戴锦华认为，贾樟柯的电影，是关于生命之河的急缓、汇流、蜿蜒与水中和岸上的偶遇。

贾樟柯对英雄和偶像没有兴趣，只拍他理解的中国人的生活，潜伏在中国的大小县城之中，找到了一个观察农村和城市的有意思的角度。

特别是在贾樟柯镜头下的汾阳，像个谜团一样美。它经过贾樟柯的电影，成为国际观察中国的一扇窗。

此前，作家白睿文一直在分辨贾樟柯最终代表的是中国的口音，还是山西汾阳的口音，最终发现是他的电影的独特口音。

这当中或许会呈现很多独特的“偏见”，但也正是这些不一样的目光，让贾樟柯成为贾樟柯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电影的口音：贾樟柯谈贾樟柯》，（美）白睿文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